博塔所代表的南非白人社会力量曾被认为是“开明派”，他自己也以“开明派”自诩。但这种“政治派别”的划分只有相对的意义。因为在南非白人社会中还有一支极端的右派势力——真正过了时的社会力量被称为“保守派”。

保守派存在的种族主义基础早已腐朽不堪，却仍然坚持“白人至上”的思想意识和种族隔离制度。这一腐朽势力苟延残喘，为保持白人的绝对权力，不时发动反扑，在寿终正寝之前做最后的挣扎。

这批右派保守人物主要由阿非利卡白人组成，反对与讲英语的白人合作，反对与任何黑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主张禁止有任何非白人混合编队的球队访问南非，以免混淆“黑白界限”

在党内，国民党员中有相当多的右派观点的同情者，他们对国民党领导人物和政府首脑沃斯特、博塔等迫于形势做出的“改革”姿态和施行的“改革”措施，一概予以坚决反对，并扣上“出卖白人利益”等帽子。

但这块茅坑里的石头——“重建国民党”一直未能在议会取得席位。而对博塔威胁最大的是来自德兰士瓦省拥有大批右派观点“同情者”的国民党分部。

1982年这批公开或潜在右派终于在特鲁尼赫特率领下，以反对“三院制宪法改革”为名，分裂出去，公开组成“保守党”，并迅速在白领工人、职员、警察、下级军官中获得相当多的支持者。保守党在1983年和以后几年的议会补缺选举中不断取得席位，颇具声势。

在1987年大选中，保守党一举夺得20个席位，取代以英裔白人为主的“进步联邦党”而成为议会的“第一反对党”。

保守党的群众基础在于80年代以来南非国内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右派，如效仿纳粹形式的“阿非利卡抵抗运动”、“阿非利卡文化组织”以及准备建立的“白人家园”等。右派活动不限于宣传、竞选活动，而是层出不穷制造对黑人的袭击、暗杀等暴行。

南非报刊不断刊载白人烧死黑人妇女，枪击黑人儿童，故意轧死黑人的暴力消息。一时南非某些城市成了类似60年代以前美国的南部城市，令黑人望而却步。

博塔政府对右派暴力活动过于软弱，不敢大力镇压，而白人军警更是采取纵容放任态度，不闻不问，听之任之，以致白人右派势力在80年代的南非猖獗一时，气焰十分嚣张。

右派的活动还从另一方面动摇了博塔政权，博塔政府为使白人政权渡过难关的任何“改革”，几乎都遭到右派的反对和干扰，被攻击为“对白人的背叛”。

右派势力从根本上否定博塔的“改革”，抨击他的“每一改革都引起了新的要求，如不予以满足则为鼓动动乱与暴力提供基础”，并把南非种族冲突和黑人斗争说成都是由于国民党政权允准改革引起的。

右派力量的过分压力，威胁到博塔政权的稳定和生存，它迫使博塔政府在80年代后期的政治危机中一度向中左方向摇摆。

阿非利卡白人早就不是铁板一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1948年以来，历届白人政府在经济政策上执行向阿非利卡人倾斜的政策，培植他们的经济力量。

随着阿非利卡人的中产阶级大量涌现，从中又崛起了一批阿非利卡人的工矿企业家。这批茁壮成长的阿非利卡资产阶级受到南非长期缺乏劳工、国际制裁和社会日益加剧动荡的刺激，对种族隔离制越来越采取批判和反对的态度。

阿非利卡人的进步分子加入南非共产党，并且增强了非国大和泛非大的左翼队伍。曾为非国大被捕的领导成员在“叛国案审判”中担任辩护的名律师费舍尔等人就是阿非利卡白人中杰出分子的代表。

越来越多进步的阿非利卡白人冲击了博塔的种族隔离制的底线。脱离了博塔国民党当权派的控制，逐渐形成了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德克勒克的社会基础。

1989年1月，为政事纷繁所困扰的博塔突患轻度中风，不得不辞去国民党主席的职务，而由德克勒克继任国民党主席。当博塔离职养病两个多月而迫不及待于3月份重新视事时，他发现国民党党务和政府政务已非他所能完全控制的了。

1985年似乎是博塔政府鼓吹“改革”最起劲，“迈出步子最大”的一年，但这些都是表面热闹，却没有触动种族隔离制根本的属于“花点子”的措施。

博塔悍然宣布对36个黑人城镇实行紧急状态，作为他对黑人反对地方选举的强硬回答。仅这一年南非就有近900人丧生，3.8万人被关进监狱，其中有2644名3岁以下儿童被与母亲一起关押进监狱。南非黑人并未被吓倒。

尽管大批工会领导人被捕入狱，黑人政治活动严格受限，1986年5月1日和6月16日黑人工会成功地组织两次均有150万工人参加的全国大罢工。1986年6月博塔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军队开进黑人城镇。

1986年这一年平均每天被拘押的人数为114220人，南非监狱人满为患，已超过容量的1/3。黑人工会领导人成为南非当局迫害的主要对象，大批被关押，不少人被枪杀。

1988年的前11个月，有110人被处死刑。博塔也撕下了他的“中左”面具，赤裸裸地放手镇压,他在国内外的形象更加令人憎恶。

1987年5月南非的大选给博塔造成暂时的假象。剥夺了所有黑人选举权的白人1987年的大选结果出来了：博塔的国民党席位从117席增至123席，增加6席，已超过半数；保守党增至21席；而进步联邦党减少7席，仅剩19席，失去“第一反对党”的地位。

这次大选部分地反映白人分化和政治惶惑的状态。保守党议席的增加反映部分阿非利卡白人重新投入右派势力范围，而大部分白人包括一些“开明派”继续留在国民党阵营。

一些从利润考虑出发，虽赞成放松对黑人工种限制的白人企业家，面对黑人罢工猛增，又同意国民党政权加强对黑人的镇压，他们仍然不愿意在一个统一国家内给予黑人平等的政治权利。这就再一次支持了博塔坚守“底线”，使其政权得以继续支撑一段时间。

更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是从1989年开始，白人政党和团体纷纷自发到国外与非国大会谈。1987年7月，前进步联邦党主席斯拉伯特曾组织61名南非知名人士代表团到塞内加尔同以情报部长姆贝基为首的非国大代表团进行了三天会谈，充分了解非国大对南非的政治主张。

当时这还是孤例。到了1989年，主动同非国大在国外不同场合进行联系的活动越来越增多，这一年共有30多个来自南非白人各界的代表团到国外与非国大公开会晤。非国大俨然成为解决南非问题的最关键的政党。这对博塔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

1987—1988年白人的中央和地方选举后，黑人反抗高潮更进一步高涨，1987年罢工次数高达1128次，劳动日损失5626602个，相当于1986年的4.6倍。罢工斗争对南非经济形成巨大的威胁。黑人家园中黑人的斗争也迫使当局不敢继续拼凑更多的“独立”的家园。

弗雷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比起博塔，在种族、家庭出身和官宦生涯方面没有一点“亲”黑人的因素，他只是一位识时务的政治家。他同样是阿非利卡白人，他的祖父、父亲和姑父、姑母都是曾参与制定和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政界要员。

德克勒克自己原是德兰士瓦省一名律师，在执政的国民党中一直被视为党内右翼，种族隔离制度的忠实信奉者和维护者。他曾公开批评南非高官格拉比·博德竟为了结束南非在国际体育界的孤立而同黑人民族主义者会晤。

他任教育部长时，因支持实行种族隔离的学校而备受谴责。但处在80年代的时代旋涡中，他能正视现实，认清历史发展方向，而摆脱出身、早期官宦生涯带给他的局限性，对南非黑人和白人力量对比做出符合实际的估计，从博塔11年惨败的总统经历中，总结出可资借鉴的教训。

由进步联邦党和“全国民主运动”等合并成立的民主党获33席，增加14席，得票451514张，占总数21%。短短两年时间，南非白人中左翼和右翼力量都异乎寻常地增大。

在这种形势下，如果国民党不大幅度改变政策，白人选民将继续向右或向左靠拢，国民党的第一大党前途难保，或向保守党、或向民主党合并，将丧失自身特点，不再掌握主动权。

从另一方面看，大选后国民党加上民主党席位仍占70%，仍拥有支持改革的70%的选民。两年来力量对比变化的突变性迫使举棋不定的德克勒克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而关键首先在于如何对待非国大的态度。